太阴为病，脉弱，其人续自便利，设当行大黄、芍药者，宜减之，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。原注：下利者，先煎芍药三沸。成 本无“下利”云云九字注文。
程应旄云：前条之行大黄、芍药者，以其病为太阳误下之病，自有浮脉验之，非太阴为病也，若太阴自家为病，则脉不浮而弱矣，纵有腹满大实痛等证，其来路自是不同。中气虚寒，必无阳结之虑，目前虽不便利，续自便利，只好静以俟之，大黄、芍药之宜行者减之，况其不宜行者乎？诚恐胃阳伤动，则洞泄不止，而心下痞硬之证成，虽复从事于温，所失良多矣。胃气弱，对脉弱言；易动，对续自便利言。太阴者，至阴也，全凭胃气鼓动，为之生化，胃阳不衰，脾阴自无邪入，故从太阴为病，指出胃气弱来。
张锡驹：曰便利，其非大实痛可知也；曰设当行，其不当行可知也。总之伤寒无分六经，一切皆以胃气为本。
《张志聪·伤寒宗印》：按，本经凡下后，皆去芍药，为苦泄也。
丹波元简云：按，锡驹：续者，大便陆续而利出也。汪氏云：大便必接续自利而通，盖续者，谓虽今不便利，而续必便利之义，非自利陆续频并之谓。程注为得。
铁樵按：太阴指腹言，故开卷第一节即言“太阴之为病，腹满”。所谓腹，其部位以脐为主，脐以下是少阴部位。又所谓腹，并非指腹膜，乃该肠胃而言。古人皆云太阴指脾，若泥定一脾字，便生出无数疑团。说来好听，终竟不能明了，而临床时不免有模糊影响之弊矣。须知阳明与太阴，只辨一个寒热虚实，虚者从太阴治，实者从阳明治，热者从阳明治，寒者从太阴治。故二八二节“自利不渴者属太阴，脏寒当温，宜四逆”，二八四节“大实痛者加大黄”最是显明。故喜多村谓“实则阳明，虚则太阴，自利者肠寒而利也”。《阳明篇》之燥矢，肠热而燥也，《阳明篇》定义为胃家实，固是指胃，《太阴篇》第一语即曰腹满而吐，吐亦指胃也，故知阳明与太阴病位悉同，并无分别，所当辨者，寒热虚实而已。注家释二八二节必定要说“其人平素脾阳不足”，释二八四节必定要说“热邪因误下传入太阴，然太阴之邪已归阳明而入于腑”云云，皆是凭空添无数缴绕，不可为训。现在西人谓伤寒是肠炎，亦可以为佐证。西法无所谓寒热，矢燥、谵语之阳明证是肠炎，腹满、自利之太阴证亦是肠炎，以彼从病灶定名故云尔也。
或问西医谓伤寒是肠炎，果病如其名乎？曰病如其名。病灶果在肠乎？曰然。然则无所谓六经，中法以六经为治，得毋与病之真相不吻合乎？答曰：此为一最有价值之问题，今人多不省，尽人皆云中法与西法不同，又不能言其所以不同之故。天下之真理只有一个，病是一个病，何得有两个法？西法与中法既然不同，西法是即中法非，中法是即西法非。今就药效言之，西法治伤寒，结果不良，可谓西法非是，中法治伤寒，未能十全，而较西法为良，可谓中法比较近是。仲景法治伤寒未能十全，《温病条辨》法亦偶有一二愈者，是仲景固比较近是，而吴鞠通、王孟英辈亦有一二是处，此为近来中医界普通心理。其实如此说法，去事实甚远，须知西法是，仲景法是，王孟英、吴鞠通辈非是。
仲景之六经，处处从病能着笔，彰彰事实，不容非议，安得不是。西法用生理学、医化学、诊断学各方面精密考察，然后断定，安得不是？若王孟英、吴鞠通辈既未懂得《内经》，又未懂得《伤寒》，当时又无西法可供参考，而彼等好名心胜，本其想当然之见解，图幸逐其盗名欺世之私心，妄引《内经》，既毫无心得，推崇仲景，完全抓不着痒处，其技术之拙劣，情有可原，其用心之卑劣，是曰可杀，彼等安得有丝毫是处。
中西二种学说，既属皆是，何以病位不同乎？应之曰：伤寒本是体温反射为病，其发热即是体温反射之故，体温所以起反射，其目的在驱逐外袭之寒，治法因势利导，去其目的，则反射之动作自止，故第一步当发汗。然单纯发汗则无用，必须视其副因。所谓副因，寒热虚实是也，故有麻黄、桂枝、葛根芩连、青龙之辨。仲景之大本领，虽不全在此等处，而此数种方法，却不可谓非仲景之大本领。因用此法，则伤寒之病，至多一候，即截然而止，不复进行，嗣后种种危险病状，皆不复见，实有曲突徙薪之功。西人不知此，见其壮热，以冰冰之不效，亦未尝不用发汗药。如《医学史》所言，希柏克来时代，尚温保法，所谓温保，即是发汗之意。然单纯发汗，不兼顾副因，仍是不效。晚近验得血中有杆菌，以杀菌药治之，仍复不效，于是谓伤寒病无特效药，而医师之治此病，惟注意饮食，清洁空气等。调护方面，可谓极其能事，病则听其自然进行。凡伤寒不经误治，无有不传阳明者，传阳明即是肠胃方面事矣，又热病每多与食积为缘，故既见腹症之后，下之即愈。西人复不知太阳症未罢，不可下之理，诊得胃中有积，即与泻药，此为下之不当，下之太早。太早则传太阴，太阴亦肠胃方面事矣，积数十百次经验，十九病灶在肠，因定伤寒病为肠炎，此其定名，原自不误，惟病之经过传变，不如仲景所言之详。又西人所谓特效药，往往不离物质。仲景之治伤寒，则能利用体功反射之理，以祛病毒，顺自然而不逆自然，此所以收效多而结果良佳。国人事事效法西洋，吾则谓有许多事西洋人亦当效法中国，治伤寒乃许多事中之一事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