伤寒脉微而厥，至七八日肤冷，其人躁无暂安时者，此为脏厥，非蛔厥也。蛔厥者，其人当吐蛔。令病者静，而复时烦者，此为脏寒。蛔上入其膈，故烦，须臾复止，得食而呕，又烦者，蛔闻食臭出，其人当自吐蛔。蛔厥者，乌梅丸主之。又主久利。非蛔厥也，成本作“非为蛔厥也”，王肯堂校本《千金翼》作“死”一字。令病者，《玉函》作“今病者”。成本、《玉函》“时烦”后无“者”字，“上入”后无“其”字。“又主久利”四字，《玉函》无，《千金翼》为细注。
《医宗金鉴》云：伤寒脉微而厥，厥阴脉证也，至七八日不回，手足厥冷，而更通身肤冷，躁无暂安之时者，此为厥阴阳虚阴盛之脏厥，非阴阳错杂之蛔厥也。若蛔厥者，其人当吐蛔，今病者静，而复时烦，不似脏厥之躁无暂安时，知蛔上膈之上也，故其烦须臾复止也。得食而吐，又烦者，是蛔闻食臭而出，故又烦也。得食蛔动而呕，蛔因呕吐而出，故曰其人当自吐蛔也。蛔厥主以乌梅丸，又主久利者，以此药性味酸苦辛温，寒热并用，能解阴阳错杂，寒热混淆之邪也。
喻嘉言云：脉微而厥，则阳气衰微可知，然未定其为脏厥、蛔厥也，惟肤冷而躁无暂安时，乃为脏厥，用四逆汤及灸法，其厥不回者死。
柯韵伯云：脏厥、蛔厥，细辨在烦躁，脏寒则躁而不烦，内热则烦而不躁，其人静而时烦，与躁而无暂安者迥殊矣。此与气上撞心，心中疼热，饥不能食，食即吐蛔者，互文以见意也。看厥阴诸证与本方相符，下之利不止，与“又主久利”句合，则乌梅丸为厥阴主方，非只为蛔厥之剂矣。
魏荔彤云：此为脏寒，此“脏”字即指胃，《内经》十二脏，并腑以言脏也。其蛔因胃底虚寒，浮游于上，故有易吐之势。
丹波元简云：《金鉴》云：“此为脏寒”之“此”字，当是“非”字，若是“此”字，即是脏厥，与辨蛔厥之义不属。此说误矣。盖此证膈热胃寒，蛔避寒就温，故上入其膈也。若果非脏寒，则乌梅丸中，宜不用附子、干姜、桂枝、蜀椒之辛热。柯氏亦误作非脏寒，抑何不思之甚也。
《总病论》：脏厥，宜四逆汤辈，极冷服之。
乌梅丸方
乌梅三百枚。成本“枚”作“个”细辛六两干姜十两当归四两黄连十六两。成本作“一斤”，《千金》作“十两”附子六两，炮去皮。方、周、魏、吴并作“六枚”。成本此与桂枝并 脱去“皮”字蜀椒四两，去汗桂枝去皮，六两人参六两黄柏六两。《千金》云：一方用麦
上十味，异捣筛，合治之。以苦酒渍乌梅一宿，去核，蒸之五斗米下，饭熟捣成泥，和药令相得，纳臼中，与蜜杵二千下，丸如梧桐子大。先食饮服十丸，日三服，稍加至二十丸，禁生冷、滑物、臭食等。成本“丸”字并作“员”。渍，志聪、锡驹作“浸”。《千金》“五斗米”作“五升米”，“泥”作“埿”，“和药”作“盘中搅”三字。“饭熟”后，《玉函》有“取”字，“臭食”作“食臭”。
吴仪洛云：此方主胃气虚，而寒热错杂之邪，积于胸中，所以蛔不安，而时时上攻，故仍用寒热错杂之味治之。方中乌梅之酸以安胃，蜀椒之辛以泄滞，连柏之苦以降气。盖蛔闻酸则定，见辛则伏，遇苦则降。其他参、归以补气血之虚寒；姜、附以温胃中之寒饮，若无饮则不呕逆，蛔亦不上矣；辛、桂以祛陷内之寒邪，若无寒邪，虽有寒饮，亦不致呕逆，若不呕逆，则胃气纵虚，亦不致蛔厥。
程应旄云：名曰安蛔，实是安胃，故并主久利，见阴阳不相顺接，厥而下利之证，皆可以此方括之也。
《内台方议》云：蛔厥者，乃多死也，其人阳气虚微，正元衰败，则饮食之物不化精，反化而为蛔虫也。蛔为阴虫，故知阳微而阴胜，阴胜则四肢多厥也。若病者时烦时静，得食而呕，或口常吐苦水，时又吐蛔者，乃蛔证也，又腹痛，脉反浮大者，亦蛔证也，有此当急治，不治杀人。故用乌梅为君，其味酸能胜蛔，以川椒、细辛为臣，辛以杀虫，以干姜、桂枝、附子为佐，以胜寒气，而温其中，以黄连、黄柏之苦以安蛔，以人参、当归之甘而补缓其中，各为使，且此蛔虫为患，为难比寸白等剧用下杀之剂，故得胜制之方也。
《千金方》：治冷痢久下，乌梅圆。即本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