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肿之成因既明，其治法可得而言。医之治水肿，如禹之治水，因势利导，行其所无事。《内经》以开鬼门，洁净府，去莞陈垄，三法为治。仲景遵之而撰《金匮•水气证治》篇，谓腰以上肿宜发汗，腰以下肿宜利小便，以五水论治。五水之外，仲景又以水气波及五脏，又提出五脏水肿不同之证治。迄至金元，水肿论治，各有所重，张子和主攻逐，朱丹溪主补脾，谓大法宜大补中宫。至于明清，持论又有所不同。喻嘉言主肺脾肾三脏论治。李士材主脾肾双补，谓察其实者直清阳明，苟涉虚者，温补脾肾。其有不大实不大虚者，先以清利见功，继以补中调摄"唯独景岳独重治肾，谓肾为先天生气之源，若先天之气亏于下，则后天胃气失其所本，而由脾及肺，治节不行，是以水积于下，则气壅于上，而喘胀由生，但宜峻补命门，使气复元，则三脏皆安。李用粹则谓治水宜随证治之，宜汗，宜下，宜渗，宜清，宜燥，六者之中，变化莫拘，或一法独用，或数法兼施。唐容川谓可下之，水不去，则温补无益，如十枣汤之类急夺之，然后再议温补，盖水不能自小便利，则必从大便泻也。综上论治，可见水之起也，始于皮毛与上焦，为肺失治节，气不化精而化水，故治宜发汗（开鬼门），宣肺化气以行水。若上焦不治，则水泛中焦，脾失健运，水湿逗留，溢于肌肉而为肿，治宜健脾通阳，以除湿利水（洁净府）。中焦不治，则水聚下焦，肾失所主，水湿泛滥全身而为肿，治宜补肾温阳以行水。此为水肿之正治法。如水与热结，积聚成形，大腹胀满，则发汗，利小便，温阳行水，均非对症治疗，治宜攻逐（去菀陈莝），使之由大便而下，方能奏功。再有水气已去，下肢余肿久不消尽，最为难治，则视其气虚、血虚、阴虚、阳虚而补养之，又不拘于发汗，利小便，攻逐等法。水肿治肺，治脾，治肾三者俱不可缺，在治疗过程中，根据整体恒动观辨证，各有其阶段与重点，而三脏又互有联系，不可分割，或肺脾同治，或脾肾同治，或肺脾肾同治，不可执一而废其他，斯为善治。水肿既久，肺脾肾三脏日虚，肺失通调，脾失转输，肾失开阖，三焦失其决渎，膀胱失其气化，水湿停留，大经小络，尽皆腐浊，津液与血，悉化为水，故水肿日久，无不气血两亏。肾为精血之脏，肾虚则封藏失司，摄纳无权，精关不固，以至于出现血尿和蛋白尿。水肿善后调理，惟有培养中宫，双补气血，益精填髓，收摄下元，长期调治，方能有济。
治法已辨，用药宜知。水肿日久，先天既已亏损，必赖后天以养，所谓“补肾不如补脾”，故首当培养中宫，宜用人参之甘寒以大补元气，黄芪之甘温以补虚，先后天得补，则化源不绝，气血之生有源。以阴无阳不长，故补先天之气为第一要义。然阳无阴亦不生，已投补气之药，必伍以补血之品，当归甘温而润，地黄甘寒而腻，一补血脉，一填精髓，各有所归，俱不可少。如此用药，既能培养中宫，亦可双补气血，一举而两得，则精髓之生，先打下物质基础，则肾之藏精，可以逐渐恢复。但尤须以补肾益精之药为佐，则收效更速。如五味子，性味酸温，为收藏肾气之要药。肉苁蓉性味甘温，强阴益精，其力甚优。他如菟丝子性味辛平，生精益气，而桑螵蛸味咸性平，入肾益精，其力亦优。至于鹿角胶，味甘性平，补益精血之力更大。精血既已得生，同时又非固涩精关不可，否则关门不固，精血时时漏下，又徒劳而无益，宜用龙骨之味甘性平，最为黏涩，对于收敛正气，固涩精关，尤为得力；并伍以白及之性味苦平，解毒生肌。惟填髓之药，甚难以求，人之精非气非血，而为气血所化，为人身最可宝贵之物，气血皆有补法，而精髓独少补法，此肾功之恢复之所以不易也。然又非绝无一物可以补者，有之，则为锻干漆也，此药性味辛温，主绝伤补中，续筋骨，填精髓，安五脏，此以树之脂膏（精髓），补人之精髓，亦同气相求之义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