厥阴病篇共出方六张，其中乌梅丸、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、麻黄升麻汤三方是寒热并用，一般都被认为是厥阴病寒热错杂证的主方。其实不然，从方义来看，只有乌梅丸符合厥阴病上热下寒证的病机，其他两方亦是连类而及。章虚谷说：“乌梅丸为厥阴病正治之主方也。”指出：“木邪肆横，中土必困，故以辛热甘温助脾胃之阳，而重用酸以平肝，佐苦寒泻火，因肝木中有相火故也。”吴鞠通认为：“乌梅丸酸甘辛苦复法，酸甘化阴，辛苦通降，辛甘为阳，酸苦为阴。”“因肝为刚脏，内寄相火，非纯刚所能折，阳明阳腑，非刚药不能复其体。”所以“乌梅丸寒热刚柔同用，为治厥阴、防少阳、护阳明之全剂。”由此可见“重用酸以平肝”与“寒热刚柔同用”，正是乌梅丸与其他寒热并用方剂的区别所在。叶天士颇擅运用此方，“于木犯阳明之疟痢，必用其法（乌梅丸法）而化裁之，大抵柔则加白芍、木瓜之类，刚则加吴萸、香附之类，多不用桂枝、细辛、黄柏。其与久痢纯然厥阴见证，但无犯阳明之呕而不食撞心者，则又纯乎用柔。”师其法而不泥其方，真不愧为善师仲景的典范。正由于叶、吴等氏对乌梅丸的组方规律有深刻的理解，因而在乌梅丸的基础上，又创制出连梅汤、椒梅汤等新的方剂。然而，由于乌梅丸方出于蛔厥条下，以致许多注家皆就治蛔方面解释其方义，如蛔虫得酸则静，得苦则下，得辛则伏等，指出治疗蛔虫必须苦酸辛寒热并用。加之使用乌梅丸治蛔确有良好的效果，因而遂把乌梅丸作为治蛔的专方，直至现代的《方剂学讲义》仍然将乌梅丸列于驱虫剂内，未免举其小而失其大。柯韵伯曾说：“看厥阴诸证与本方相符，下之利不止，与‘又主久利’句合，则乌梅丸为厥阴病主方，非只为蛔厥之剂矣。”惜未能引起注意。
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出于“寒格”条下，当然是寒格证的主方。柯氏解释“寒格”为“寒热相格”，然而寒热怎样相格？
据原文“本自寒下”，一般理解为“下寒格热于上”，但戴阳证也是“阴盛于下，格阳于上”，两者如何区别？要知“戴阳证”是下真寒而上假热，故用白通汤以宣通上下阳气。“寒格证”是下真寒而上亦真热，并且以上热为主，故本方重用黄芩黄连苦降以泄热，佐干姜辛开通阳，人参益气补中。条文中突出“若食入口即吐”，就是辨证眼目。栗园浅田说：“凡呕家夹热，香砂橘半不效，服此方而晏如。”《方函口诀》说：“本方治膈有热，吐逆不受食者，与半夏、生姜诸止呕药无寸效者，有特效，又治噤口痢。”皆可作为使用本方的借鉴。本方无一味治肝药，所以，不应属于厥阴病方。 麻黄升麻汤是《伤寒论》中药味最多的一张方剂，计有14味药，显得十分庞杂，而且用量悬殊，多的用至二两半，少的只用六铢，因而有些注家认为非仲景方。但《伤寒论》的别本《金匮玉函经》、唐代孙思邈的《千金翼方》均载此方，王焘《外台秘要》第一卷不仅载方，并引《小品》注云：“此仲景《伤寒论》方。”根据第357条原文所述，证候确实极为复杂，用药过简势难兼顾，正如尤在泾所说：“阴阳上下并受其病，虚实寒热混淆不清，欲治其阴，必伤其阳，欲补其虚，必碍其实，故难治。”临床也的确有这种情况，特别复杂的病情，往往是同时患有几种疾病，治疗不得不多方兼顾。陈逊斋治李梦如子因患伤寒误用下法，致表邪不退，外热内陷，触动喉痰旧疾案，诊后连拟数方，均觉不够妥切，直至了解到“始终无汗”与“曾服泻盐三次，而至水泻频仍，脉忽变阴”的情况之后，才认定证属“邪陷阳郁”，而非阳虚，改用麻黄升麻汤，终于获得满意效果。可见麻黄升麻汤是针对特别复杂病情而制定的处方，因为该证的病机关键是“邪陷阳郁”，所以方中重用麻黄、升麻为君，目的在于发越郁阳；喉痹唾脓血，乃肺热阴伤，故佐以清肺滋阴；泄利不止，乃脾伤气陷。故佐以健脾温阳。药味虽多，仍然是重点突出，主次分明，绝不同于杂凑成方。由此可证否定本条方证的理由并不充分，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。此证肺热脾寒，与肝经无涉，所以此方也不应属于厥阴病方。
至于当归四逆汤主治荣血虚寒的手足厥冷，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治前证兼有久寒，白头翁汤主治热痢，都有显著的效果，虽然大多用于杂病而不是外感病，但都与厥阴肝经有关。因此，只能属于厥阴病范围，而不是其他。
综上所述，不难看出厥阴病证治确实具有它自身的特点，绝不是“更无厥阴”。只是由于外感与杂病合论，并且举出的类似证较多，因而内容较杂，且皆环绕主证论述，并非杂乱无章，而是有章可循，况且处处突出寒热虚实辨证，极有指导意义。因此，厥阴病篇不是“千古疑案”，而是有着现实意义。 毋庸讳言，厥阴病篇关于厥阴病理论的内容并不完整，而且存在较大的缺陷。就外感病来说，既没有邪闭心包证，也没有肝风内动证；就杂病来说，既无肝阳上扰证，也无肝气郁结证。这方面后世医家已有较多的补充。只有一分为二、辩证地看待厥阴病篇，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，才能不被传统说法所囿，从而加深理解，使其古为今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