仲景书本于《内经》，法于伊尹，汉《艺文志》及皇甫谧之言可据。盖《内经》详于针灸，汤液治病始自伊尹，扁鹊、仓公因之。至仲景专以方药为治，而集群圣之大成。医门之仲景，即儒门之孔子也。但其文义高古，往往意在文字之外，注家不得其解，疑为王叔和之变乱。而不知叔和生于晋代，与仲景相去未远，何至原书无存耶？若仲景另有原书，叔和何能尽没，以致今日之所存者，仅有叔和之编次耶？要知“平脉”、“辨脉”、“伤寒例”、诸“可与不可与”等篇，为王叔和所增，增之欲补其未详，非有意变乱也。然仲景即儒门之孔子也，为叔和者，亦游、夏不能赞一辞耳。兹故于其所增者削之。
叔和编次《伤寒论》，有功千古，增入诸篇，不书其名，王安道惜之。然自“辨太阳病脉证”至“劳复”止，皆仲景原文。其章节起止照应，王肯堂谓如神龙出没，首尾相顾，鳞甲森然。兹刻不敢增减一字，移换一节。
成无己注后，诸家皆有移易，若陶节庵、张景岳、程山龄辈无论矣。而方中行、喻嘉言、程郊倩、程扶生、魏念庭、柯韵伯皆有学问、有识见之人，而敢擅改圣经．皆由前人谓《伤寒论》非仲景原文，先入为主。遂于深奥不能解之处，不自咎其学问之浅，竟归咎于叔和编次之非。遂割章分句，挪前换后，以成一篇畅达文字。如诗家之集李集杜，虽皆李、杜句，究竟非李、杜诗也。余愿学者从仲景原文细心体认，方知诸家之互相低驳者．终无一当也。
宣圣云：信而好古。成无己注《伤寒论》，不敢稍参意见而增删移易，盖好由于信也。后辈不得仲景之旨，遂疑王叔和之误，以致增出三大纲之说，传经为热、直中为寒之论，今古南北，贵贱之分，三时正冬之异，种种谬妄，皆由不信故也。惟张隐庵、张令韶二家，俱从原文注解，虽间有矫枉过正处，而阐发五运六气、阴阳交会之理，恰与仲景自序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“阴阳大论”之旨吻合，余最佩服。今照二家分其章节，原文中衬以小注．俱以二家之说为主。而间有未甚惬心者，另于方中行、喻嘉言各家中，严其採择以补之。盖以各家于仲景原文前者后之、后者前之，字句、药品任意增减改易，既非全璧，而分条注释，精思颖悟，不无碎金，总期于经旨明畅而后已。
仲景《伤寒论》，即《内经》所言三阴三阳各因其脏脉之理，二张会全部《内经》以为注解。余百读之后，神明与浃，几不知我即古人，古人即我。故每节总注，或注其名，或止注述字，不拘拘以形迹论也。至于各家有一得之处，必注其姓名，盖以作家苦心不容没也。
是书虽论伤寒，而百病皆在其中：内而脏腑，外而形身，以及气血之生始，经俞之会通，神机之出入，阴阳之变易，六气之循环，五运之生制，上下之交合，水火之相济，寒热虚实、温清补泻，无不悉备。且疾病千端，治法万变，统于六经之中，即吾道一以贯之之义。若读《灵》《素》《难经》，不于此求其实用，恐坠入张景岳一流，以阴阳二字说到《周易》，说到音律并及仙释，毫无下手工夫；止以人参、地黄，自数钱以及数两，为真阴、真阳之主药，贻害无所底止。急读此书，便知悔悟。
此书原文中衬以小注，只求经旨明畅，绝不敢鹜及高远，致学者有涉海问津之叹。唯是汉文语短味长，往往于一二虚字中寓其实理，且于无字中运其全神。余衬以小注，採各家之精华，约之于一言一字，读者最宜于此处着眼。
余前刻数种，採集固多，而独出己见者亦复不少。惟此刻以二张为主，又博採各家独得之言，融会大旨，而为小注，去取则有之，杜撰则无也。
《伤寒论》及《金匮》方出自上古及伊尹汤液，明造化之机，探阴阳之本，所有分两、煮法、服法等，差之一黍，即大相径庭。余另有《长沙方歌括》六卷附后。
《伤寒论》晋太医令王叔和撰次，宋臣林亿等校正，金聊摄成无己注解，此为原本。如“辨脉”、“平脉”、“序例”，前贤谓其出于叔和之手。余细绎文义，与六经篇不同。至于诸“可与不可”篇，余即以叔和之说定之。叔和云：夫以疾病至急，仓卒寻按，要者难得，故重集可与不可方洽列之篇后，其为叔和所作无疑。兹余于叔和所增入者悉去之，去之所以存其真也。
